在中国历史上，统一天下始终意味着文化上的融合，在这个人文理想的驱动下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人文化成天下的“天下”思维。例如，《易传》说，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﹔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（《易经·贲卦·彖传》）。这样的表述展示出中国人有关文化创造的思维和原则。这里，“天下”指的是某种意义上的“全人类”“全世界”，也泛指任何人及其共同精神家园，它是贯通天地人和作为类别的人共存于其间的文化实体，差不多成了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。在文化中国的天下观的语境中，“中国”之“中”表示的不是指地理位置，而是指“皇极大中”的“中”，意味着王道文化是无偏无颇、大中至正、通达天人之际的。于是，天下和国家拉开了距离：“天下”是普世概念，而“诸侯国”或“国”“邦”不过是“国中之国”。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“古代中国人说‘天下’，意思是想说‘世界’”（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56页）。冯先生说的并不周全，因为世界可以指没有统一性的各个国家，而“天下”虽然是世界，却不是分离的世界。还有，为什么不同的国和国之间可以交通？理据正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天下——“天下”起到了一个范畴统摄的功能，“天下”在政治上是中性的，在文化上代表着统合、包容、文明进步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“中国”“文化”和“天下”产生了奇特的融合，最终“天下”成了人文理想和超政权的文化存在。以老子五千言为例，“天下”共55见，涉及29章；“国”21见；“邦”5见；“国家”仅2见。孔子、墨子、庄子、孟子等都是以“天下”为己任的，他们的政治视野是以全天下大局为范围的。荀子直接说：“国，小具也，可以小人有也，可以小道得也，可以小力持也；天下者，大具也，不可以小人有也，不可以小道得也，不可以小力持也。国者，小人可以有之，然而未必不亡也，天下者，至大也，非圣人莫之能有也。”（《荀子·正论篇》）。这里，“圣人”指的是“王”与“圣”统一的“圣王”。其特点是以王道、道德和文明为立政的大本大源。可见“天下”概念具有文化的本质。与之对应的“中国”是文化理想国的现实化。总之，在我国古代，整个国家的概念，是以“天下”“四海”“海内”来称呼。孟子说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，以仁；其失天下也，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，诸侯不仁不保社稷。”又说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”（《孟子?离娄上》）“不仁而得国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天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可见，在我国古代，“中国”指天子的国都，“天下”才是全国。而要统治全国必须有“仁”作为指导，这个概念使人的道德伦理扩大成为“文化”。归根到底，中华“文化”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。